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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改编自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将李碧华视为这部电影的第二大功臣，忆及去香港初见李碧华的印象，陈凯歌赞其“才高八斗，异想奇思，非常有创作上的活力，是很有趣的一个人。不管是她的《胭脂扣》，还是其后拍的《青蛇》，我都觉得非常好，好就好在她的故事是顺着人情走的，而不是顺着一个目的走，她写的东西轻轻巧巧，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包袱，不教化人，而是让你随心去品味俗世人间的故事，我们也聊得非常好，决定一起来合作这样一部戏。所以，李碧华女士其实是《霸王别姬》的母亲，她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她就是那个为影片打基础的人。”

　　这一等就是两年的时间，直到《边走边唱》完成后，陈凯歌又去了戛纳电影节，再次遇到徐枫，陈凯歌才确定了拍《霸王别姬》：“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徐枫女士是《霸王别姬》这部电影的第一位开启者，是第一位功臣。她一直对我说在《侠女》之后，她有一个愿望，非常希望带着另外一部影片去戛纳，得到一个更大的奖。这个金石为开的结果便是她的夙愿居然实现了，在两年以后的1993年，这部电影在戛纳获得了金棕榈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至今我都觉得徐枫女士是独具慧眼的一位制片人。”

　　创作《霸王别姬》的剧本花费了漫长时间，陈凯歌与李碧华和芦苇两位编剧一直“并肩战斗”。陈凯歌说“和编剧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是自己的一个创作习惯：“我通常会花最少两三个月，甚至五六个月、一年的时间和编剧进行沟通，其实就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坐禅，去琢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霸王别姬》的剧本创作大概是从一九九一年的六七月份从戛纳电影节回到北京之后开始的，影片是从一九九二年二月中旬开拍的，中间我们用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剧本。剧本初稿写好大概是一九九一年的年底，芦苇老师给了我一支笔，说如果哪个场次你满意，就画一个圈，结果初稿只有几场戏是画了圈的，这个稿本至今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叫污淖陷沟渠”，陈凯歌认为这两句曹雪芹形容林黛玉的诗在程蝶衣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整个故事中，他的性格在情节发展中不断发酵，从忍受断指之痛后不断遭受毒打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性别认同，到为了忠于霸王宁愿逃跑之后又回到戏班接受更为残酷的惩罚，再到为了救霸王可以为日本人唱戏，然后在法庭上非常天真地说：“青木不死，京剧就传到日本国去了”。陈凯歌认为程蝶衣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只迷恋于自己的舞台：“我在《霸王别姬》拍完后有一天就琢磨这故事到底说了什么呢，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迷恋与背叛的故事，只迷恋于自己舞台的程蝶衣对一切世间的事情无感，不然段小楼也不会对他说：‘你也不看看这世上的戏都唱到哪一出了’，直到他最后黄钟尽毁，瓦釜齐鸣，烧了戏衣，别了舞台，把霸王留在心里头，舞台和人生的一元论在程蝶衣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最终的体现。”

　　陈凯歌对原小说最大的改动就是结局，原本小说结尾是写程蝶衣最终流落香港，改革开放后段小楼随团去香港演出，两人在浴室相遇，“我想李碧华的原意是要写他们袒膊相见吧，但是我觉得不够有力量。性格要素一定会驱使程蝶衣追随虞姬的步伐最终成全自己，因此他的死是他的个性唯一合乎逻辑的结局，我认为这个死亡在艺术上是成立的。因此我建议改成以程蝶衣的自刎结束全局，李碧华同意了。影片拍成后，她再版的小说中也采取了如此的结局处理，程蝶衣这样一个人物才真正完备了。”

　　《霸王别姬》成为经典，但陈凯歌也坦率表示听到过批评，认为这部电影说到底就是一个通俗故事，不过，陈凯歌说宁愿把这样的评价看成是一种表扬，“这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在世的时候曾和他的同乡、写过《芙蓉镇》的古华说，‘倘若你自己的创作太过用力，从某种角度上看太深，你就无法去表现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也会使读者感到吃力’。这段话我读到之后对我很有启发，电影本身就是表现普通人的感情，一部电影当中的情感应当被观众接受到，故事在于怎么讲而不在于故事本身，阳光之下无新事，大家应该都清楚。我也想起唐朝诗人温庭筠的一句诗，曾让我琢磨过很长时间。他写‘满宫明月梨花白’，我认为白字是再通俗不过的一个字了，一般难以入诗，但是它好就好在，这一个字把月光给写绝了。所以我觉得普通的字，普通的情感，不同的属于个人的表达方式，是一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些元素。”

　　陈凯歌讲述之前，张国荣礼貌地问是否可以抽烟，得到同意后，张国荣一直在静静地听陈凯歌讲故事，默默地抽着烟，手指微微颤抖，“他一直没说话，一直静静地听着，有时候看看我，有时候不看，我就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当我全部讲完之后，我突然认定他就是程蝶衣，因为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坐在船头的人，这个故事之船动起来以后的湖光山色，时时在变化，这些光影、水波都在他的脸上有所反映，我不愿意说他是在演，他是紧追着程蝶衣，用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接近他，表达他，爱他。然后，他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谢谢你为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张国荣来北京时，剧组刚刚开始拍童年的戏，拍了6个月，张国荣就在北京呆了6个月，学京剧，也到片场看小演员们拍戏：“少年程蝶衣逃出戏班又返回来，听关师傅讲霸王别姬的故事，然后打了自己十九个耳光这场戏，张国荣来片场了，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场景，他穿着一件军大衣，双臂抱着，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那场戏要狠打就只能打一次，所以拍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们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小演员叫尹治，打了自己十九个耳光之后牙床都已经出血了，可张国荣脸上纹丝不动，我一喊‘停’他掉头就走，一秒钟都没停。我本以为他会去安慰一下这个小演员，可是他没有。”

　　接着陈凯歌就发现，在拍戏过程中张国荣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说话。“有一次拍他在恭王府里头穿着一身洗旧了的中山服，戴着一副塑料边的眼镜，提着一个人造革的皮包，穿着一双凉鞋，他提出说要换一双白袜子。穿上开机以后他要走过一个地上全是煤渣的走廊，他停住，提起他的脚抖了抖。这个镜头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泪目了，像他扮演的程蝶衣这样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不死才怪。人有洁癖世同嫌，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他，但他就用这样一个动作把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了，当时我就想这么一个破旧的小院，铺满煤渣的走廊，怎么也掩不住这么一个演员的绝代风华。”

　　电影停机不久，杀青宴吃过，陈凯歌一天夜里突然梦见张国荣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衫，走进来笑容满面地对他说：“从此告别了”。陈凯歌立刻惊醒，“不知何故就掉眼泪，后来回想，此时距离他离世还有十年，但似乎这个梦就预示了他最后的结局。我总觉得张国荣这个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程蝶衣，扮演程蝶衣就是他的宿命，他到底还是用人戏不分，自行了断的方式为程蝶衣画上了句号。每次想到这个地方，我都强烈地感觉到命运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到底《霸王别姬》不是关于社会的，不是关于时代的，也不是关于集体的，而是关于一个人的。从我自己的体会讲，艺术永远是关于个人。”

　　张丰毅将段小楼演得丝丝入扣，陈凯歌对其同样大加赞赏，有一场被打的戏，饰演关师傅的吕齐老师下手挺重的，陈凯歌说想着丰毅这么大腕儿，要真打恐怕不合适，要不做个护具，“丰毅就过来了，他说：‘不仅要打，而且要真打，不仅要真打，还得露肉’。他自己往板凳上一趴，裤子一褪，连徐枫女士在旁边都看得不忍。戏拍完十年之后，有一次丰毅见到我就和我说，《霸王别姬》里面他和程蝶衣说改天去逛逛窑子的时候，有一个搓手的动作是我告诉他去做的，他说有人告诉他这个动作不好，他自己也觉得有点过了。我并不在意这个动作是好还是不好，而是十年过去了，他还在琢磨着这件事儿，他还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这种人也是戏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