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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歌苓说：“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因为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感到他们的文化优越感，或者说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导致他们的文化优越感。而且当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是一个边缘人，祖国的人们在我缺席的20年里，发展了语言，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总的来说，改变非常大。所以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

　　“中国移民海外的人大多数是因为大环境，不用说，人在一个灾难重重的大环境里，不可能愉快。其他民族移民，多数也是大环境逼迫，宗教和政治都是大环境的一部分。当时我去海外求学，跟我个人感情上的变迁有关系，渴望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任何寄居他国的人都不可能彻底满足，下意识里都会跟收容一方的国家保持着继父继母与继子的关系，永远摆脱不了一种紧张感。”严歌苓说，“纳博科夫离开了俄国之后，一生都无法置地买房，因为他觉得任何一处房产比起他童年生活的房子，都不再有家的含义，所以住在哪里都是旅馆，花钱置地买房也买的是旅馆。”

　　大上海、小世界生存与信仰，忠诚与背弃，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都在其中。“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上海当时各国的租界里，各自执行各国的法律，在一个租界犯法，另一个租界管不着。也有很多人在本国犯了法，逃到上海的。还有在本国守法，可到了上海发现大部分人都打法律擦边球，所以也跟着变坏了。”一方面是淘金宝地上的各类冒险家，另一方面则是在混乱战争中过着自己小日子的市民，严歌苓说，“上海就是那么个地方，无论什么大事情发生，上海人还是要过上海日子的。那时候的上海人对各种族的殖民者都不信赖，都保持警觉和独立，对他们侧目而视，却也能保持表面和平的共存。”

　　严歌苓说：“爱难道不应该是这样不顾一切的吗？尤其是年轻的爱人之间的爱情。英文说Love is blind.（爱是盲目的），有一定的道理。起码在热恋的时候，年轻的恋人可以不顾后果。只要年轻，什么都做得起，冒得起险，摔得起跤，丢失生命似乎也丢失的起。”然而，她也慨叹在现在这个物质时代，也难得有如此纯粹的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也都是因为年轻使爱情超越了生命，才会给我们今天不敢为爱情冒险的男人女人留下美好的传说，让我们精神上过把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