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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陆华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应当认定其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 1 ）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要点之一在于判断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一个行为还是交通肇事和故意杀人两个行为（将交通工具作为故意杀人的工具，实施了一个杀人行为的除外）。 ( 2 ）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另一要点是判断行为人能否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即认识状态），并进而据此认定行为人的意志状态（是放任还是反对、否定态度）．对于酒后驾驶者，需要判断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酒精的影响程度，特别是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和杀人两个行为的，需要判断行为人对其杀人行为是否有认识。（3）根据后行为吸收先行为、重行为吸收先行为，从一重处理。

　　裁判观点：1、被告人倪庆国在交通肇事后即将被害人抱送附近诊所求治，并按医嘱速送被害人去县医院抢救，其后来遗弃被害人是在认为被害人已死亡的主观状态下作出的，故而被告人无故意杀人的犯罪故意。2、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害人在被遗弃前确没有死亡，也无法证明被害人的死亡是因被遗弃无法得到救助而造成，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故意杀人的行为。故其行为不符合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审理交通雄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六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处理。

　　裁判观点：彭建伟虽实施了危险驾驶行为，并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但该行为尚未达到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当的危害程度，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关于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辨析，主要注意把握以下两个方面：（一）要看行为人对追逐竞驶造成的交通事故后果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意志还是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二）追逐竞驶的行为是否达到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当的危险程度。

　　裁判观点：1、从相关法律文件对“道路”规定的内容分析“道路“的范围呈扩大趋势。 1988 年公布施行的 《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 （以下简称 《 条例 》 ）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据此，最高法院 2000 年制定的 《 解释 》 将‘道路”明确为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机关、企事业单位、校园、厂矿等单位内部管辖的路段排除在”道路”的范围之外。

　　但实践中，不少企事业单位、校园、厂矿的厂区、园区不断扩大，且系开放式管理，社会车辆、行人经常借道通行，在该路段发生人车相撞的事故越来越多，当事人常报警要求交通管理部门出警训定事故责任，以便于事故的后续处理。但受 《 条例 》 限制，对在这些路段驾驶交通工具发生的事故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相关保险公司也不愿意承担赔付责任，致使肇事者和受容者的权益均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 《 条例 》 关于‘道路’的规定越来越不符合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有鉴于此， 2004 年公布的 《 道交法 》 修改了“道路”的含义，扩大了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将“道路”的范围明确为“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句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扫均场所”。这样，就把单位管辖范围内允许杜会车辆通行的路段纳入“道路”范围，以更好地维护这些路段的交通秩序，保护肇事者和受害者者的合法权益。

　　2、本案肇事地点位于河北大学新校区生活区，属于典型的单位管辖范围。该生活区虽设有围墙、大门，相对封闭，但系开放式园区，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车辆只需登记车号就可以进出生活区南门，门口也没有限速 5公里的交通标志，说明河北大学对其新校区生活区的路段是按照”道路“进行管理的。公安机关收集的车辆监控录像和门卫的证言等证据显示，社会车辆实际上不经登记也可通行。故该生活区内的道路属于 《 道交法 》 规定的“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杜会机动车通扫均地方”。被告人李启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校园道路醉驾并发生，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负事故全部贵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裁判观点：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如果没有特别需要扩张或者限制解释的理由，对概念性法律术语的规定应当与其所依附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小区是居民聚居的生活场所，居住的人数众多，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区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区内车辆通过的路段往往也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在小区内醉驾对公共安全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如果在 《 道交法 》 规定之外，以是否作为公共路段穿行作为认定道路的标准，将不利于保护小区内生活的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故对小区道路的认走应当与 《 道交法 》 的规定精神保持一致，以是否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作为判断标准。

　　裁判观点：（一）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对“机动车”等概念性法律术语的理解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不能随意扩大解释；（二）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规定和管理存在较多困难：一是当前尚不具备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规定为机动车的现实条件；二是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难度较大，且超标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三）公众普遍认为超标电动自行车不属于机动车，此类醉酒驾驶或者追逐竞驶的行为人往往不具有相关违法性认识；（四）将醉驾超标车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打击面过大，社会效果不好。

　　裁判观点：（一）行为人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具有法律拟制的危险性，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二）行为人明知自己饮酒仍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具有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故意；（三）对于为挪动车位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且行驶距离较短、速度较侣、未发生严且后果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三）如果发生致人轻伤以上的交通事故，一般不宜认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但结合具体案情，行为人的认罪、侮罪表现和赔偿情况，为体现从宽处罚，可对被告使用缓刑。

　　对于公安机关例行检查的，即使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人员询问、呼气酒精检查之前主动交代醉酒驾驶的，也不构成自首。因为在此种情形下，虽然犯罪嫌疑人交代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但其归案具有被动性，即使其不主动交代，公安人员通过检查也能发现其醉驾的犯罪事实，故应当认定为坦白．对于报警后案发的，具体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发生交通事故后，犯罪嫌疑人主动报警，这属于典型的自动投案．另一种情况是他人报警。对于他人报警的，犯罪嫌疑人在明知他人报警的情况下，仍自愿留在现场等候警方处理，即“能逃而不逃”，且无拒浦行为的，才能视为自动投案。如果犯罪嫌疑人根本不知道他人已经报警而留在现场，或者在得知他人报警后欲逃离现场，但因对方当事人控制或者群众围堵而被动留在现场的，则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得知他人报警后逃离现场，事后迫于压力又主动到公安机关交代犯罪事实的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

　　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基本构成要件事实包括：在驾车之前是否饮酒、是否驾车上路于驶、驾驶何种车型。其中，是否饮酒是最基本的构成事实，不管犯罪嫌疑人在见到公安人员后主动交代饮酒事实，还是在公安人员根据其精神状态怀疑其饮酒并对其进行讯问时承认饮酒事实，均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虽然承认饮酒的事实，但不配合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抗拒对其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测试或者血样收集的，不能成立“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有的犯罪嫌疑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待血液中酒精合量极低或者检不出酒精含量后才投案，并否认醉酒驾驶，只承认自己是肇事者，亦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二是犯罪倩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除不低于缓刑的适用条件外还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 1 ）被告人无从重处罚情节，原则上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即便发生交通事故，也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或者轻微人身伤害，且被告人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凉解； ( 2 ）至少具备一项法定或者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如自首、坦白、立功、自动停止醉驾等； ( 3 ）醉酒程度一般，血液酒摘含．在 160 毫克/ 100 毫升以下： ( 4 ）有符合惰理的醉驾理由，如为救治病人而醉驾、在休息较长时间后误以为醒酒而醉驾、为挪动车位而短距离醉驾等。

　　裁判观点：对于此类零口供案件，如何根据其他证据认定被告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事实，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进行审查：（一）审查有无证明案件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由于直接证据不需要经过中间环节，也无须借助其他证据进行逻辑推理即可直观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故有较强的证明力。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常见的直接证据有：被告人承认其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有罪供述，目睹被告人醉酒驾车经过的证人证言，因被告人醉酒驾车而遭受损害的被害人陈述，证实被告人醉酒驾车经过或查获经过的录音、录像资料等。（二）审查有无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倩节的间接证据。间接证据虽然不能直接、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某种倩况或者与主要事实有关联的一些情节，因此，有必要予以重点审查。（三）审查判断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究的对象，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切身的断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究的对象，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被告人否认犯罪事实或者供述时避重就轻均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因此，需要通过收集其他证据去分析、判断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被告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的，只要其不保持沉默，总能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中找到查明事实真相的线、醉驾逃逸后找人“顶包”，致无法及时检验酒精含量